记者郑青亭 北京报道

　　1870年以前，人类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缓慢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成果被不断膨胀的人口吞噬。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明创造加速推进，技术能力每过一代人得以翻番，最终改变了全球经济生活的面貌。前人以为，这种力量将帮助我们建立起完美的理想社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蹒跚前行》这本书中，美国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谈论了在1870年至2010年，工业实验室、现代公司组织和全球化给人类和全球带来了何种变化等话题。

　　近日，他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1870-2010年之间的140年“加长版20世纪”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阶段，它也是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发展线索的第一个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终结了几乎普遍存在的物质贫困，转向经常性自我革新的经济模式。

　　从技术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段历史堪称工业实验室与层级式公司组织的时代。前者集合了工程应用技术群体的力量，以推动经济增长；后者组织起推广利用发明成果的群体的力量。这同样是全球化的时代：廉价的海洋运输和铁路运输消解了距离这个成本因素，让数量庞大的人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借助通信连接让我们在世界各地实时交谈。

　　根据他的估算，2010年的世界人均年收入约为1.1万美元，几乎是1870年的8.8倍。如今，全人类仅有不足9%生活在大约每天2美元的生活水平之下，即极端贫困状态，相比1870年的70%左右已大幅降低。即使在当前9%的贫困人口中，许多人已能够获得有巨大价值与力量的公共医疗和移动通信服务。

　　但德龙认为，让人失望的是，在这140年中，人类虽然成功打开发展之门，摆脱长期受困于贫困的状态，但到后来，却未能延续早期已顺利启动的财富快速上升趋势。其中，美国经济的步伐在2006年后显著放缓，美国增长的火焰“即便尚未完全熄灭，也已快速冷却”。更让他担心的是，物质繁荣在全球的不均等分布程度达到了丑陋乃至罪恶的地步，而且还必须应对气候变化等新的威胁。

　　时至今日，人类还未能真正创造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在德龙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中的不义之神在作祟。在“加长版的20世纪”，人类在实现经济增长和追求公平理想两个方面徘徊前行，在曲折中迈进。未来，前进的道路仍将崎岖，但值得我们共同努力。

　　德龙现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副助理部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金融学。

　　“加长版20世纪”的深远意义

　　《21世纪》：是什么让你对1870-2010年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德龙：这是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经济世界的时期。在1870 年之前，技术的增速一再输给人类的繁衍力，即我们的人口增速。也就是说，那时候大多数人注定贫穷，除了少数压榨工人和农民的上层阶级。1870年后，由于技术和组织的进步，那种为了过上好日子而掠夺他人的行为越来越没有必要。我们确实有机会建立一个“联合生产者的自由社会”，摆脱被地主和贵族的压迫。自1870 年以来，人类也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但结果却未能如愿。我们在推动技术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在公平分配财富以及明智地应用技术方面的进展。

　　《21世纪》：这140年的历史有哪些最突出的特征？

　　德龙：首先，科技的全面开花帮助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我认为，自1870年以来的技术进步与公元3000年前发明文字一样影响深远。

　　第二，这种由技术驱动的生产力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在世界各地的分配却极不均衡，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大量的财富掌握在拥有稀缺技能和资源的人的手中，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对于全球5%的人口来说，大约是4亿人（相当于1400年的全部人口），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比1800年工业化前的人好多少。

　　第三，随着技术的变化，社会组织方式的运行需要更好地适应人类的需求。过去，我们可能生活在大约150个狩猎者和采集者聚集的群体中，但如今，我们面对的是由80多亿全球劳动者组成的高度全球化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让极其复杂、覆盖广泛的劳动分工体系高效运转，并让劳动成果分配更加公平。我们需要解决如何高效、灵活和人性化地做到这一点。我们有政治秩序，有市场秩序，有大型企业的劳动分工，有计划和统筹，也有官僚机构。由于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和管理这些庞大的制度力量，我们经常处于困境之中。在生产效率上，18世纪的商业社会比公元1000年左右的封建地主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思想家们期待看到蒸汽动力社会的到来能够实现自由平等。但蒸汽动力技术之后是应用科学技术，然后是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方式、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现在，我们正在超越全球价值链经济，转向由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引领的新生产力经济。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组织和劳动分工的逻辑被重新定义。虽然我们已经设法做出了够大的经济“蛋糕”，理论上让每个人都可以过上在上个世纪被认为是富足的生活，但如何公平地分配和明智地利用经济“蛋糕”的问题仍然存在。

　　通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充满崎岖

　　《21世纪》：为何将书名定为“蹒跚前行”？你在书中说，在1870-1914年和1945年-1975年这两个时期，过去世代视作接近共同繁荣的某些东西确实快速实现了，但可惜未能更长久地持续下去。请对此做出解释。

　　德龙：很明显，仅仅依靠我们目前的人类财富（远远超出了前几个世纪最疯狂的想象）不足以让我们实现共同繁荣。毕竟，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穷人，他们并没有从我们的繁荣中获益。此外，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也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早在1900 年，就有有远见的思想家认为未来没有必要再发动战争，因为战争在工业时代的破坏性太强了，与入侵其他国家并征服那里的人民相比，生产那个国家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与之交换要容易、便宜和直接得多。然而，时至今日，冲突仍在发生。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或多或少解决了问题，比如，二战后被各国普遍接受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如今，很多避免大国陷入战争的原则已经被打破，这是非常危险的局面，特别是在世界拥有太多核武器的局面下。

　　我的同事迪伦·约翰·赖利在伯克利一直主张我们不应该仅关注这两个时期，而应该做出更多划分，比如，对蒸汽动力、应用科学、大规模生产、全球价值链、新生产力时代（由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引领）逐一进行分析。他认为，我们最好将这个时期分成上述五个阶段。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在蒸汽动力时期，社会主义即使不是必然的，至少也是很有可能的，即一个去中心化的由相对平等的联合生产者组合的自由社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科学的应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当更加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潮流以某种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时，人们开始非常重视自己的民族身份，以超越和对抗其他人的身份。他们还小心翼翼地争取让他们所在的行业、部门、职业、阶级被公平对待，这通常意味着所谓的公平实际上要超过应得的份额，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值得被特别对待。

　　随后是二战后大规模的商业和劳工组织时代，这个在美国被称之为“新政秩序时代”。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大行其道，人们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福祉、大政府、大工会的关注逐渐消退。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和进步需要以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扩大为代价。

　　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似乎没有人再钟情新自由主义秩序了。如今，我们正在寻找新方法来弄清楚如何大规模地构建人类社会，以适应由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引领的新生产力的崛起，给人们的生活、思考、组织方式等带来改变。但这是我们尚未理解的事情。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理解后蒸汽动力生产方式如何塑造以及限制人们自我组织的可能性，很多20世纪的问题才如此难以解决。

　　气候变化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21世纪》：“加长版20世纪”是如何被终结的？你在书中的文字似乎对西方实现共同繁荣有些悲观，这是为什么呢？

　　德龙：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被墨索里尼关押时写过一篇文章，以论述旧制度如何走向灭亡而新制度如何面临巨大困难。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怪物横行的疯狂时代。很多人认为，2008年左右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危机也是这样，至少在北大西洋地区，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信心已经消失。因此，一系列令人不快和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面临着全球变暖的问题。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伴随着我们的工业繁荣，导致全球气温比150年前高出1.5摄氏度，这将对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在接下来的50年里，在人类期望每一代人都能获得的技术红利中，将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应对已经确定的全球变暖造成的破坏，而且即使我们立即对能源系统进行脱碳，现在这种情况仍会继续下去。自1870年以来，我们每一代人都有巨大的技术红利可供利用，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富裕两倍，但即便这样，实现共同繁荣的旅程仍然非常艰难。而如果没有技术红利可分配，情况又会怎样？事实上，全球变暖的成本正在吞噬大量（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财富增长。因此，自1870年以来，我们第一次生活在一个不一定一代比一代更加富裕的世界。

　　中国将为全球技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21世纪》：请你谈谈2010年至今的全球经济趋势？当下，哪些力量或因素最值得关注，比如技术进步、人口下降、逆全球化思潮？

　　德龙：自2010年以来，人们对最富裕国家的全球经济趋势深感担忧。我认为，这些担忧源于三个因素：首先，过度的金融化和消费化意味着对推动工程进步的关注并不充足，而这是自1870年以来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其次，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大型高科技公司拥有大型工业研究实验室，而如今，他们推动技术进步的能力已经耗尽。施乐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和IBM 研究部门都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风险投资基金。虽然这些基金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创造出世界需要的最前沿的大规模工业研究项目。第三，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对研发的承诺也变成了空头支票。现在，我相信并且担心的是，这三项因素都导致了世界整体技术能力的增长率大幅下降，增长率已经从每年2%下降到每年1%。

　　但幸运的是，现在，这些因素似乎都在逆转。政府和私人研究和开发基金已承诺通过绿色能源转型应对全球变暖。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重新关注大规模政府资助的重要性，不仅关注基础科学研究，还关注工业发展。中国从未忽视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未来十年一定会成为科技发展的贡献者。中国将不再把精力花在追赶和部署已有的技术上，而是更加关注开发前沿技术。

　　我认为，未来15年，世界的技术能力、经济增长将比过去15年好得多。不幸的是，由此创造的价值将有很多被用于应对全球变暖的成本。自2010年以来，我们的技术能力将发展得更快，但它不会体现在财富中，也不会为普通人带来更多的财富，因为全球变暖将产生成本。

　　在全球经济方面，我们看到的令人欣喜的一幕：印度像中国一样，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全球化实现经济的长足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很多人曾经担心印度的经济前景，现在看来它的增长将会继续下去。但令人担心的是，很多穷困国家将很难获得出口的能力。它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工程实践社区，以便自己采用前沿技术。

　　当前，最让人担心的是，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技术转移是非常困难的。非洲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已经停滞。到210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人，其中有30亿人来自非洲卡宝宝网，但其中绝大部分仍非常贫困，而且与世界平均财富水平的差距不会缩小。因此，未来75 年，世界面临的任务是如何降低非洲的生育率，并提高向非洲技术转移的水平，以便非洲能够公平参与21世纪的全球繁荣。